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第35卷第3期 2019年9月
善与报——区域社会史视野下《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的传承
于秀萍，童广俊
沧州师范学院 政史学院
摘要：孙氏家族累世积善，明初移民沧州，二世有族人出仕为官，其带来的荣耀与其争得地方话语权､成为地方望族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明渤海孙氏积善堂手卷》中诸位朝臣名宦的题赞，不仅使人透析出时人追求“善有善报”的社会心态，更使人体会出国家施政导向与树立社会形象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善与报；区域社会史；《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传承
作者简介：于秀萍(1974-)，女，河北黄骅人，沧州师范学院政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区域社会史；童广俊(1963-)，女，河北沧县人，沧州师范学院政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地方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明清华北地区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与专题数据库建设”，编号：13&ZD091｡
在明清以来的历史上，渤海积善堂孙氏家族为沧州地望，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与较高的社会地位，该家族保存的《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签题《积善堂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对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秦博曾作《国图藏〈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形成､流存考》[1]一文，探究明初翰院文化､沧州地区移民社会､明代缙绅宗族意识等问题，相关内容不再赘述｡本文主要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梳理孙氏家族的积善传统，以解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学界关注善行的学者不少，尤其以包筠雅的《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2]､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研究》[3]､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4]､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5]､韩德林《行善的艺术》[6]为代表著作，这些都是对明清以来慈善事业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说明中国自古不仅有悠久的慈善传统，还有深厚的慈善思想底蕴｡笔者曾主要依据华北家谱中的家训资料了解家族对“积善”的需要[7]｡本文解析的是一个讲究慈善的移民家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与影响｡
一､族人出仕与《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的形成
孙氏家族是随着明初的移民大潮来到沧州的，据其家谱记载，孙德才，居怀来，乐善好施，九十余卒｡其子孙成甫(1330-1400)，于明洪武初年奉母陈氏迁于沧州忠二里民籍，卜居孝友厢｡明初改怀来县为怀来卫，建直隶后军都督府，曾迁山西､山东､湖广等地数万民于直隶，孙氏应该是随着边境建卫､民户内迁而来到沧州的｡孙成甫次子孙敬，字克恭，明永乐初“由乡校登成均①”，任兵部司务，擢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五品，诰绶其父奉直大夫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孙氏移民沧州第二代即入科第，被认为与父祖“乐善好施”有直接的关系｡朱棣正式迁都之前，来往于北京､南京之间，孙克恭于1413年随龙保驾北上，途径沧州，引起里中父老的艳羡，成为家族荣耀，孙氏家族积善之功遂获得社会的认可，翰林院诸学士“皆为诗文以美之”，孙氏家族也成为官方淳化社会风气的标杆，在当时以及以后形成巨大而深远的朝野影响力｡
以首辅杨士奇《积善堂记》为首的四十三人所书《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不仅书法价值､文物价值巨大，其历史价值亦不容忽视｡这些人皆为当时官场举足轻重之人物，手卷背后的深意值得挖掘②(见表1)｡
表1《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题赞者信息
这四十三位明代题赞者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具有深厚的学养与传统文化的根基，对于他们以“积善”为主题的手书的研究，能够揭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时人心态是确凿无疑的｡手书被孙氏作为家族荣耀，制成纵31厘米，横1964厘米的绢本手卷，世代存留，并且制定族规，手卷由家族中有名望者保管，体现的是家族“贵贵”“贤贤”的建设理念｡孙氏在地方社会形成影响力，不少手书为地方志收录，如清乾隆《沧州志·艺文》中就收录了刘真《积善堂箴》､余鼎《积善堂铭》､金幼孜《积善堂记》､胡俨《孙氏积善堂诗(有序)》､周述《积善堂赠孙克恭》等篇，其中余鼎的《积善堂铭》中明明白白记录了“积善”的由来：
夏官司务孙克恭氏，世为渤海右族，克恭以明经拔胄监，居官绰有能声，永乐癸巳以护跸来北京，道经其乡，有昼绣之荣｡里中父老咸相谓曰：孙氏之先，隐德弗耀，独克恭卓然振立，以荣乡闾，可谓贤也已｡克恭闻之曰：余小子恶乎，贤赖祖父积德之深，庆泽所钟也｡是父老辈名其堂曰‘积善’｡翰林诸公皆为诗文以美之｡[8]
孙克恭的“昼绣之荣”带给家族的是无上的光彩，也成为地方社会树立的道德标杆｡本来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孙氏只是在积累“隐德”，希望泽被后世，到孙克恭入仕为官，“以荣乡闾”，隐德张显，并且孙克恭本人也认为自己的“官声”是祖先积善“庆泽所钟”，所以命其“奉亲之所”为“积善堂”，邀集“翰林诸公皆为诗文以美之”，最终形成《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孙克恭作为一个五品官员，能够请到诸位达官显贵､翰林硕彦的“积善”主题题赞，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时代背景不可忽视｡
“积善”即持续做好事，做善事，累积善行，积善行德，遂功德无量｡历代经典对之早有阐述，《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行，必有余殃｡”《汉书·董仲舒传》：“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后由儒道推进，士绅参与，民间善书大兴，如明代《了凡四训》，为袁了凡所著训子善书，阐明“命自我立，福自己求”的思想｡还有流行于宋明时期的各种“功过格”，初是程朱理学家们逐日登记行为善恶以自勉自省的簿格，后由僧道推行流行于民间，泛指用分数来表现行为善恶程度､使“行善戒恶”得到具体指导的一类善书｡“功过格”对各种功和过的规定，就是提倡仁民爱物､忠君孝亲，是宋明以后中国古代道德标准的反映｡积德行善可以说是传统中国老百姓的一种较为普遍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形成，应该与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的传播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传统中国人的积善行为是典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明显的实用主义｡
可见，四十三位翰林学士共同撰写“积善”主题题赞，有非常深厚的思想背景｡同时，这些人身在官场，他们的一言一行，更应该折射出的是国家施政的时代特点｡朱明治国之初就提出“为治之要，教化为先”的理念，所以说，明朝的官员从“建立地方秩序､稳定国家统治”出发，以“积善”带动地方社会的“教化”，才是这些高官写作题赞的初衷｡
二､家族续谱与《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的传承
移民家族入居当地，会很快进行家族建设，走向组织化｡界定宗族组织的存在与否，学者一般认为族谱､宗祠､族田是其三大着眼点｡笔者曾作《晚清民国以来的河北宗族述略———以河北宗族族谱为中心》一文，提出“由于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至今未能全面深入展开，致使学界多有人认为华北的宗族是表达性的，文化性的，缺少宗祠､祭田等外在的物化标志｡这种说法应该是不全面的，在河北历史上，存有[9]不少这样的物证”｡由于战乱和运动，祠堂多毁，近些年有恢复的迹象；北方家族重视墓祭，多有祭田，否则也会公摊祭祀费用；只要条件允许，家族都会不断续修家谱｡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共同的祭祀生活也应该是家族存在的表征｡不仅是这些存在，《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的存世也是孙氏家族凝聚力之所在，其在历次重修家谱的过程中被强调，传承至今｡
《渤海积善堂孙氏家谱》由九世祖孙国重创修于明万历年间｡孙国重之后，家谱也在不断续修：
二修，十一世孙鋚，字叔铸｡清雍正十年(1732)｡
三修，十四世孙绍芳，字丹圃｡清乾隆二十年(1755)｡
四修，十三世孙振元，字力斋，暨十四世孙坦，字履贞，孙希虞，字立唐｡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修，十五世孙廷芳｡清嘉庆十七年(1812)｡六修，十六世孙由甲､杏甲､鹏甲､叔甲｡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七修，二十世孙传龄｡1982年｡
八修，二十一世孙家声｡2001年｡[10]
可见，孙氏家谱清代多有续修，基本按照“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纂修原则，规范执行，说明其家族建设的内在秩序性｡另外，渤海孙氏从第九世修谱，前面资料多为家族内部口耳相传，并非确证，而《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作为可靠的文献，遂成为研究孙氏迁沧之初历史的重要证据｡杨士奇作《积善堂记》曰：“渤海孙德才氏，忠厚乐善，有不忍人之心，推所有以赈穷周急常若不及｡其子成甫体父之心，所施惠有加而无替于是｡渤海之人归德与孙氏久矣｡今成甫之子克恭遭逢圣明擢兵部员外郎，为五品京官，而以‘积善’名其堂，盖念今之荣誉实本祖父积善累仁所致也”，道出了孙敬名其堂曰“积善堂”[11](P17)，乃彰显先世之德以自励､“上养其亲，下遗子孙”的初心｡这种崇尚“积善”的家族精神，也是孙氏家族延续的重要支柱｡
孙克恭之后，渤海孙氏家族代有才人，科第连绵，但因其家谱创修于万历年间，任官记自九世：
九世孙日选(1559-1632)，字翼明，号象山，别号道明｡万历甲午科(1594)举人，授延安府推官署延安府知府事，敕授文林郎｡
九世孙国重(1562-1615)，孙日选胞弟，字玉衡，号景山｡万历庚子科(1600)举人，拣选知县，诰赠文林郎｡喜读书，工诗赋，有南川楼八景诗传世｡
十世孙延禧，生卒失考，孙日选长子，天启甲子科(1624)副榜｡
十世孙延祉(1606-1685)，孙日选四子，崇祯丙子科(1636)举人｡授山东禹城县知县，敕授文林郎｡
十三世孙抡元(1702-1775)，字子声，号复斋，道号沧南｡雍正乙酉科(1729)举人，授湖南永州府东安县知县，敕授文林郎｡
十六世孙由甲(1803-1855)，字申田，号曰生，又号吉人｡一说树庵｡道光十五年乙未科(1835年)举人｡著作有《树庵文集》｡
十六世孙瀛甲(生卒不详)，字仙洲｡幼失怙，事母以孝闻｡家贫，立志进取｡弱冠入郡庠，因受胃疾辍举｡治六经，尤精于易，习天文星象｡晚年研究地理，颇有心得｡著作有《地理正宗详解》｡
十九世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现代戏曲理论家｡
孙氏家族迁沧以来的发展，以及《渤海积善堂孙氏家谱》对其家族职官的记载，部分解决了笔者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惑，即明初曾大量任用北方人为官，尤其沧州人因为王翱､马昂的关系，士人出仕更多[12]，但沧州家谱有任官记载都到了五到七世，或者更晚，官方记载与民间文献记载明显不符｡孙氏作为移民家族，二世有族人出仕为官，不管与王翱､马昂引荐推举是否有关，其带来的荣耀与其争得地方话语权､成为地方望族确实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提倡积善的传统，培养题赞的收藏者，就是培养家族的未来，所以“积善余庆”在当时的社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态｡如沧州于氏明初迁自山东，谱序中就把族人科第与“积善”联系起来，《沧州于氏家谱谱序》记：
有六世祖耀斗公，当明季离乱之时，能出智略以保全家族，且乐施与厚，周恤终身，惟好行其德勿稍衰｡而天之报施善人，卒有以昌炽其子孙，光大其门闾，登庠序捷科名者延绵不绝｡[13]
对“善”的传承形成传统中国家族文化的特色，一脉相传｡因为孙氏族规的规定，手卷须在有功名族人手中传承，故现当代传到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孙楷第先生手中｡为了延续家族传统，续写题赞，应孙楷第先生之约，邓之诚､沈兼士､黄侃分别在题赞上签字留言｡邓之诚曰：“子书先生家藏《积善堂记》，永乐中名单伟人若姚､金､三杨､二沈皆有题识，洵天壤间环宝也｡六百年来保而勿失，孙氏世泽孔长矣!幸得拜观，赞叹无已｡”[11](P18)历史学家邓之诚的评价更加凸显了手卷的文物､文献价值｡
解析“积善”语境，应该就是传统中国社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祈福之心，是一种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愿望｡可能经过长时段的发展，这种“积阴德”的行善已经成为了一种“潜意识”，只有在某种特殊的机缘下，才会被利用为“欲望”，如在国家提倡教化､宣传“善报”的情况下，或许呈现为一种世俗的心态｡今天，我们更愿意总结为“积善”是中华民族对生活的领悟，因为其“积累”的是家族发展的根基，成就的是瓜瓞绵绵，世代传承｡
三､累世积善与“福报绵长”
明清以来华北家族获得较大的发展，对于其发展､进步的原因，家谱中往往有自己的揣测，并多归结于与其族人积德行善有关，这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理念｡这一理念往往会出现在家谱的许多地方，而且族长､族老会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要求，并且宣讲一些相关的故事，教导族人一定要积德行善｡而《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中诸位朝臣名宦的题赞，除了能够让人透析时人的“积善心态”，更能让人体会出国家施政导向与树立社会形象之间的关系｡如刘真《积善堂箴》：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渤海孙克恭自其大父､父､至于今积善且三世，所以克恭由胄监生遂为开朝官，其庆可知也｡乡之父老咸誉之，因颜其所居堂曰“积善”｡于是会稽山人刘真为之箴，箴曰：“人性本善贵在积，若彼播种斯有获｡有善不积自戕贼，物欲蔽固天理塞，谁其积善衍世泽｡孙氏好施克继述，作善降祥靡有忒，嗣孙簪缨殊赫奕，毋怠而荒害有益，我作斯箴示尔侧，子其鉴视谨朝夕｡”[11](P6)
这篇箴言本是因为孙克恭为开朝官才有的追述，但是孙氏族人却强调“积善衍世泽”，认为孙克恭任官是其父祖积善所致，其中包含宣传的是一种因果报应的观念｡所以家族想要“嗣孙簪缨殊赫奕”，一应要叮嘱“子其鉴视谨朝夕”｡运用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提倡的“逆推顺述”的研究方法[14]，其实不管是代表官方意志的朝官，还是地方家族，都是明确地从自身考虑出发来阐释孙氏家族故事的｡而这些考量的出发点就是大众共识的“积善”心态，这是家族这种基层社会组织生发的必要环境，也是朝廷提倡教化的土壤｡
再有，余鼎的《积善堂铭》提到：“余先人洪武中尝二守于兹郡，其间之风土民俗余窃识之｡比年尝即是邦，询往事于诸故老，若克恭之大父得才翁､父成甫翁之善行，盖已闻之熟矣｡岂容默默已哉!乃为铭以书于堂之壁｡铭曰：维农夫之穑，菑播是力秋场乃有收获，为善之功与穑事攸同，力积乃丰｡猗武子之胄，世笃仁厚，抱环勿售，累善行义，丰财好施，以赒夫困穷｡德泽之钟勿及于厥躬，后嗣以隆，乃绍厥绪，文苑独步｡维声华夙著，蜚英璧雍，攫官司戎，用日跻于显，融积善之庆，天道之应，维孙氏攸定，乃书积善，乃揭于堂，遍遗泽，斯衍勗之后昆，继先祖之仁，百世勿谖｡”[11](P13)在余鼎的叙述里，其先人曾在该地任官，早已熟知孙氏积善之功，孙氏向所有有“缘”人“征言”，应该也是历史上重视舆论､乡评的遗韵的体现｡其次，这种祖先累世积善，子孙显亲扬名的叙事模式，是一种付出与回报的平衡，是“舍得”观念的具像化｡杨联陞先生曾说：“实际上每一个社会中这种交互报偿的原则都是被接受的｡而在中国，其不同之处是这项原则有由来久远的历史，高度意识到其存在，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制度上，而且产生深刻的影响”[15](P27)｡
金幼孜的《积善堂记》对以上的观念表述得更清楚：“书曰作善降之百祥，天人感应之理可征不诬｡今孙氏之祖若夫既勤勤焉启迪之于其先，而克恭兄弟复勉勉焉继承之于后，所谓水益增而深､山益增而高者｡吾知孙氏余庆沾溉后人，以传之于无穷，盖为可量也｡”[11](P4-5)“作善降之百祥”，“善”贵在“积”，贵在继承不替｡在中国，自古就有功德积累的传统，积功可以带来长寿和好运，这种还报延续到后代子孙身上，这就是“阴德”“阴骘”｡“阴骘”一词，其源盖出于《尚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意谓“冥冥之天保佑人民”，这里宣扬的是古代一种比较简单的天命论思想｡《阴骘文》是道教劝善书的一种，成于《太上感应篇》之后，有各种手抄本､刊刻本｡儒家思想中本来有天人感应理论，因此他们对劝善改恶的阴骘思想并无抵触，应该与国家以神道设教､化民导俗有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说法，即“积善之家，必有美报”｡“善”“报”是“付出”与“获得”的对等关系，所以这一理念包含的是一个“互惠”认知｡这一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很深的渊源，如在儒家经典《礼记》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杨联陞先生在其《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里解释“报”这个字有很广泛的意义，包括“报告”“报答”“报偿”“报仇”，以及“报应”[15](P27)｡这一些名词的中心意义是“反应”或“还报”，而此一观念是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
所以，胡俨在其《孙氏积善堂诗(有序)》中更要强调：“有阴德在人，今克恭之仕于朝而光显者，岂无其本哉!又一门孝友，兄弟怡怡可尚也｡乃赋长句以美之，使其乡人歌之｡既非溢美必有感发而兴起者焉｡”“十年树木树成林，百岁种德德愈深，岂不见燕山窦禹钧，岂不见应山连处士，三公阴骘天所鉴，子孙荣华列青紫｡”[11](P2)胡俨以“积善”宣扬阴骘思想，是从“重教化”､建立地方社会秩序出发的｡而家谱中也宣传族人善行，涉及阴德积累，行善带来好的家族风水，泽被后世｡翰林诗文与民间家谱表述的殊途同归，折射出时人一种普遍的关注与心态，这也是朝廷统治思想统一的体现，周述的《积善堂赠孙克恭》正好是从这个角度论述的：“圣代淳风遍君家，世德深，诗书传｡”[11](P6)“家风淳一”关系地方稳定，地方民俗教化又是朝廷最为看重的施政方向，维持秩序与保持平衡永远是时代的主题｡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解析渤海孙氏家族的积善传统｡笔者二十年关注沧州移民问题，渤海积善堂孙氏家族明初迁沧，累世行善，家族科第不断，成为当地望族，其发展路径值得关注｡孙氏本来遵循的是故家隐德，希望泽被后世，这是传统社会一种普遍的心态，孙氏祖上在认真地践行｡明初孙氏族人顺应朝廷教化需要，将官声与积善结为一体，在区域社会形成影响力，提升了家族的社会地位｡《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是珍贵的家族文献｡20世纪30年代初，手卷存于著名学者孙楷第先生处，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文革”等时期，孙氏几代人悉心守护，终完好无损｡因孙楷第先生上世纪30年代曾供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渊源深厚｡近年来，经哲嗣孙泰来先生与族人反复商讨，在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积极促成下，2011年5月孙泰来先生代表渤海孙氏家族将手卷捐赠国家图书馆｡2017年题赞手卷由凤凰出版社影印出版｡围绕孙楷第与孙氏家族的学术会议2018年10月在孙楷第先生的故乡沧州召开｡
其实对善的提倡，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土壤，对“善与报”的宣传与国法､家训是并行的，其中包含着国家与社会的不同需求，一方面是“九州大同”的治世，一方面是“诗书继世长”的忠厚之家｡所以，在传统社会，对“积善”的倡导是“化乡理念”贯行的必然路径｡
注释：
①成均：古之大学，泛称官设的最高学府｡
②表1内容摘自田晓春整理的《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香港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
参考文献：
[1]秦博.国图藏《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形成、流存考[J].文献,2017,(04):87-95.
[2]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6][美]韩德林.行善的艺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7]于秀萍,刘月霞.华北家谱中的家训资料辑录[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
[8](清)庄日荣.沧州志[Z].清乾隆八年(1743)刻本.
[9]于秀萍.晚清民国以来的河北宗族述略---以河北宗族族谱为中心[A].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10]穆国联.沧州古今谱牒及纂修人物之八[EB/OL]. [2013-04-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8bac254f0101k75j.html.
[11]田晓春整理.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M].香港:凤凰出版社,2018.
[12]于秀萍.移民,宗族与社会变迁---以明清以来的沧州区域为中心[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
[13]于刚.沧州于氏人文录[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5.
[14]赵世瑜.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1):1-11.
[15]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尤书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