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遗嘱》看齐越播音人生的终极价值
吴艳华
（沧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沧州 061001）
摘 要：“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第一位著名男播音员、第一位播音学教授齐越，冲破“叶落归根”、“认祖归宗”的传统观念，生前立下了埋骨他乡的遗嘱。这是他童年经验中潜隐的“人民情结”的延伸与升华，是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情怀的抒写，是衔环结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继承与发扬。齐越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人民的播音艺术家，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革命家。
关键词：齐越；遗嘱；播音人生；终极价值
中图分类号：G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10（2017）01-0005-07
在沧州师范学院齐越教育馆的展柜中，陈列着齐越的亲笔遗嘱，全文如下：
我的遗嘱 1989.11.21
（一）通知各友好，以示告别
（二）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
（三）遗体捐献，解剖后火化
（四）骨灰撒在河北姜庄子和山西大建安的大地上
齐越
所有来参观的人，走到此处无不驻足凝望。短短54个字，令人感慨万端，心生敬意。作为我国第一位著名男播音员，人民广播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大学教授，齐越一生忠诚、敬业、爱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播音创作之路，坚守本色，不忘初心。1993年在他去世后，家人按他遗愿播洒骨灰，让这位人民的播音艺术家永远长眠在他生前劳动生活过的土地上，与他所挚爱的人民永远在一起。
也许，如果不是建设齐越教育馆，齐越的女儿齐虹也就永远不会让这份遗嘱公之于世，只是作为齐家的光荣成为教育子女后代的传家宝；如果齐越的夫人杨沙林在整理丈夫遗物时不小心将这页小小的纸片忽略去，也就没有后来在五台山的群山峻岭中空军直升机播洒骨灰，没有河北沧县姜庄子村果树园的骨灰安放仪式。而当《我的遗嘱》被公开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也都带着好奇和崇敬的心情，不禁问到同一个问题：1958年齐越在姜庄子村只劳动生活了八个月，1964年在山西大建安也只锻炼了八个月，为什么就要立下这样的遗嘱？
笔者也在问——
在资料查阅的过程中，笔者试图找到一个齐越与“落叶归根”、“认祖归宗”有关的记载，哪怕只是一个故事。但是，没有；在与他的女儿齐虹、女婿任振强、与他的学生姚喜双、方明、刘洪庆、老领导黄勇、老朋友陈醇、关山、老房东吴长发的后代子孙等人的访谈中，也得知这两个地方与齐越的祖籍老家都无任何沾亲带故。
但是，他是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当成了自己的老家。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人民的播音员，他珍惜每一次与人民群众接触的机会，深知自己的事业离不开百姓，生前如此，死后依然。透过遗嘱，我们看到的是这位人民的播音员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精神家园，看到的是他几十年播音生涯的初心梦想与春华秋实。
一、童年经验中潜隐的“人民情结”的延伸与升华
（一）童年经验
众所周知，童年期的年龄范围一般是指5－12岁之间。也有研究认为，童年期包括个体心理发展的幼年阶段和少年阶段，即3岁—14、15岁。不论哪一种认识，在这个年龄阶段，每个生命个体都会在各自的生活经历中获得相应的心理体验，这些心理体验的总和即为“童年经验”，包括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的价值判断与领悟[1]。童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值得回味、最难以褪色的记忆，它对人的一生有着久远的、深刻的影响。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增长及阅历加深等，童年经历可能会变得淡化甚至模糊，但它会潜隐到人的意识深处，漫漫渗透到性格、思想、情感与行为当中，内化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底色。无论今后人生境遇、态度如何起伏波动，这种童年经验都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正如阿德勒所说，“其最基本的原理、动力以及所有引导心理生活通向其最终目标的所有东西则保持不变”[2]。齐越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这段生活不仅让他与家乡亲人取得了联系，更重要的是孕育了他对人民大众的深情厚意与精神感应，也耳濡目染地熏陶着他，使他具有了看待生命的另一个维度。
（二）齐越的童年
齐越1922年2月23日出生在满洲里，三岁丧母，甚为不幸，又体弱多病，郁郁寡欢。时任满洲里胪膑县县太爷的父亲因公务繁忙，无暇照料三个年幼的子女，便把他们送回老家河北高阳县庞家佐村的爷爷奶奶那里抚养。由于二位老人年事已高，不得不又将他送到河西村大姑母家寄养，直到八岁父亲才把他接回满洲里，从而结束了五年的农村生活。现有的资料中，笔者很少见到关于齐越这段生活的记述，只是在他夫人杨沙林女士《用生命播音的人——忆齐越》一书有这样一段生动描述：
在生活较为殷实又极为疼爱他的姑母家，“小斌濡开始有了笑脸，身体也逐渐好起来。他和农村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春天，在果园里赏花；夏天，在小溪里玩水；秋天，在地里拾花生、刨白薯；春节时，和大人们一块挂灯笼，放鞭炮。……小斌濡忘掉了烦恼，没有了忧伤，日子过得开心舒畅，全家人在姑父辛勤劳动下过着和谐温馨的生活。”[3]（P5）
由上面文字可见，齐越的这段生活是自由自在、欢乐幸福的，他感受到的是亲情的温暖，小伙伴的友谊，劳动的喜悦，乡间的自然，这种种的感受萌生于他稚嫩的心灵深处，势必烙上了农民、土地的深深印迹，包括对劳动的热爱，对亲戚邻里的和睦，对农村贫困生活的印象，也培养了他纯真善良、积极向上的个性品质，这些都逐渐积淀为“童年经验”铸成他与人民大众、普通百姓心心相连、渔水情深的深厚基础，凝为一生的不解情缘。这种“人民情结”从他的播音思想、他对家人、学生的培养教育上，以及他与广大听众的关系上都有具体体现。
（三）童年经验中的“人民情结”
首先，这种“人民情结”体现在他的播音思想观点上。笔者虽未发现齐越本人对童年这段生活的直接回忆，但从他晚年所著《献给祖国的声音》、《情系七彩人生》等著作中，都总结提炼出播音创作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4]（P19）“深入实际，联系群众”[4]（P52）“对听众动真心、动真情”[4]（P61）“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爱人民所爱，憎人民所憎”[4]（P79）“人民是我的衣食父母”“根基要深”[4]（P44）等播音思想观点。这些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正是那段特殊的童年经验的延伸与升华，见出他以一贯之的革命思想与人民精神，见出他把根深深扎在了人民这片肥沃的泥土里。
其次，体现在对女儿、对学生的教育上。1958年和1959年，他要求十三四岁的独生女儿齐虹在暑假分别到他和母亲杨沙林下乡劳动的沧县姜庄子和河北徐水体验生活。齐虹长大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父亲“不仅是为了让我磨炼吃苦耐劳的性格，还期望我从小就把根扎在养育我们的人民中间，无论何时都不忘记老百姓”[5](P174) 。在培养学生方面，从姚喜双、敬一丹、娄玉舟、付程、铁城、徐曼、陈雅丽、方舟、刘洪庆、张颂等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无不渗透着齐越老师的这种根植深入的“人民精神”，在他们对老师的追忆文章和谈话里，都无一例外地赞美了老师的这种精神。姚喜双在多次会议场合，提到恩师对自己的培养和影响，总是充满无限的感激尊敬之情。他认为，齐越可称得上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典型代表，学习齐越，践行党中央习总书记关于新闻和文艺的思想，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学习他的这种深入生活、与人民心连心的精神。2016年11月15日敬一丹来到齐越教育馆，驻足在老师播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屏幕前，用手机一直在录老师的声音，眼里满含泪花，在当天的座谈会上，真切地讲述了老师对自己的教育和齐越精神所在。
再次，到生活中去，向群众学习是他“人民情结”的重要体现。他曾说，当我的心和人民的心息息相通，和时代的脉博一起跳动时，我的播音才有生命力；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我的播音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里，他把深入人民群众、深入生活实践当作了创作的源泉，在过去年代，这样的创作态度是符合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在今天，又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时代要求。他说，“生活是我创作的源泉”“听众是我的宣传对象，服务对象，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4]（P87）“编辑、记者、录音员等同志是我的老师，是我的第一轮听众”。 [4]（P89）因此，他把去农村、工厂、煤矿、油田、部队等地方去了解基层生活当成必修课。比如70年代末，为了播好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王进喜》，他专门去大庆油田采访；1977年和1981年带学生去安徽和河南实习时，深入到安徽大冶钢厂、凤凰山煤矿、淮南煤矿的万人坑展馆，深入到河南斐沟煤矿井下体验矿工的生活；1981年在张家口担任解放军“802”华北军事演习现场解说时，为了克服念稿味过足的问题，使激情更加饱满、解说词更适合战士的语言特点，他就下连队向战士学习，战士们刻苦训练带病坚持演习的情景让他深受感动和启发。
推开而言，我们知道，“家道中落”让12岁的鲁迅饱受世态炎凉，乡下外祖母家的避难生活令他的“童年经验”成为守护他心灵的家园，他的作品充满农民的不幸与启蒙；童年的巴金在父亲县衙里目睹穷人含冤受刑，日后竟以激烈的憎恨之情控诉那个罪恶的制度，表达对低层人民的同情；湘西歌者沈从文的童年是在恬淡自然的湘西度过的，原始的生态环境、传统的生产方式、古朴优美的人生形态是他童年生命深处的体验。但湘西历史上的“改土归流”以及遭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后，这个世外桃园般的故乡令他陌生又婉惜，虽置身北京，但他的意识深处，始终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打量那里的“常”与“变”，让读者时时感受着童年留在他心里的印痕。同样，齐越的播音思想与播音实践，不仅是他童年经验的凝结，同时又是童年经验的超越升华，具有了时代性与人民性的丰富蕴含。
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情怀的抒写
1950年，28岁的齐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忠实地传播党和人民的声音” [4]（P2）成为他毕生坚定的追求。作为一名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播音战士、共产党员，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一切以党的原则利益为出发点，比如当他谈到播音创作的三大基本出发点时，就格外强调了“又红又专的人民播音员，也就是党的宣传员”这一重要身份[4]（P71）。他曾说，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通。他深知自己从一个失去母亲的幼儿成长为著名播音员的历程中，凝聚着亲人的呵护，百姓的关爱，党组织的培育，这使他自觉地站在人民、站在党的立场上，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崇高信仰，推崇“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决不松劲” [4]（P185）的人生激励，牢记周总理“用延安精神做好播音工作”的谆谆教诲，挥洒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革命豪情壮志，破除传统，四海为家，没有自我，只有人民和土地，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
首先，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来自父亲齐叔谦血脉传承的民族气节。齐叔谦毕业于北平俄文专修馆，先被外交部派往哈尔滨中东铁路任翻译，后调到黑龙江外交署任翻译，齐越出生时，他正任满洲里胪膑县县长。家境殷实，仕途得意，给儿子起名“斌濡”，乳名唤“宝鍔”，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够继承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的家风，光宗耀祖，后世相袭。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伪占领了东三省，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岁月中，也打破了他子承父业、光宗耀祖的美好愿望。他被日伪委任为黑龙江省省长，实际是充当日寇统治东北的伪政权工具。在事关国家民族的生死抉择面前，齐叔谦断然选择了拒绝，宁肯放弃经营了15年的官宦生涯，置大量家产丢弃于不顾，而举家逃离满洲里来到北京，不去充当日寇屠戮中国人的刽子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北平，搅乱了古城的平静。齐叔谦不甘心当亡国奴，只好辞去平绥铁路局局长秘书一职，赋闲在家。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他苦闷抑郁，又贫病交加，终在1947年50岁时离世。父亲的一生对齐越来说，那是国恨家仇，血脉相连，从父亲那里，齐越一方面继承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了知识分子气质，另一方面承继了那种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聚合成他坚定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情怀，化作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解放全中国的革命行动。
其次，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与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来自党和人民对他的关怀和培育。他在《永恒的思念——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一文中曾感慨地说：“一个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穷学生，如今受到党和人民如此信任，我的心情怎能平静？！”[4]（P71）1941年中学毕业后的齐越，在表姐陈德玉抗日救亡进步思想的启蒙下，心中燃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极为反感。为了寻找自由与光明，下定决心走一条“觉慧”(巴金小说《家》的男主人公）式的路。经过一年的颠沛流离，1942—1946年他考入西北大学外文系读书，后因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而受到反动当局通缉，在各方力量帮助下千里迢迢投奔晋冀鲁豫解放区。从他的成长轨迹来看，他从一个穷学生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男播音员；从太行深处沙河村、张胡庄的窑洞播报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播报人民解放战争连连胜利、国民党蒋介石节节败退的公告，到天安门城楼站在领袖身边直播开国大典盛况；从朗诵《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把一切献给党》《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经典名篇，到著书立说出版播音学专著，1948年5月写成的《十天播音工作总结》可谓我国播音史上最早的播音理论总结；从第一位男播音员到第一位大学播音学教授……一步步的成长，都凝聚着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
他永远忘不了1947年8月16日，那一天是他话筒人生的起点，时任新华社口语广播部主任的梅益临行握着他手嘱咐说：“这是一个重要而光荣的岗位，你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男播音员，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4]（P8）
他忘不了1947年11月陈毅司令视察陕北台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希望你们要努力学习政治，钻研业务” [4]（P18）。
他一生牢记1959年9月周总理视察新落成的广播大楼时对他和其他中央台播音员说的话：“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4]（P160）“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成了他的座右铭。
1981年5月他撰文回忆了34年前毛主席收听了陕北广播电台一次广播所说的话：“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爱憎分明！”[4]（P159）从此“爱憎分明的感情”成为他播音创作的核心。
他也曾因申请改行希望从事自己喜爱的俄文翻译工作而羞愧过，但当有人带有贬意地说播音员是“传声筒”，他则义正词严坚定地说：“我是传声筒，我传的是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声音；我传的是人民和党政治上和谐一致的声音；我传的是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做这样的传声筒，我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4](P56)1987年在“祝贺齐越从事播音工作4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说，“如果我的一生能从头开始，让我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还要选择做中国人民的播音员，做中国共产党的传声筒。” [4](P181)
身体发肤虽是父母所给，但他全部交给了养育了他的人民，即使死，也要化作肥料滋养绿荫。青山处处埋忠骨，这就是共产党员信仰的力量所致，是他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抒写。
再次，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来自他高洁的人格境界。在这一点上，他永远把听众、把他人、把事业装在心里、排在第一位，是最为集中重要的体现。作为一个著名播音艺术家，他从不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而是弯下身子虚心学习。比如1981年3月6日下午，他特意来到北京友谊医院对面的北纬路饭店317号房间拜访诗人艾青，就是为了在朗诵长诗《古罗马大斗技场》时更加准确理解诗人的诗意与诗情，而当艾青听完齐越粗犷、豪放、浓烈、深沉、声情并茂的朗诵后，情不自禁脱口而出“真是一种高洁的享受”；他播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亲自去河南体验生活，他把自己完全溶化进作品中，那充满激情、高亢而悲怆的声音令山河为之动容，大地为之倾泪，树起了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的高大形象。他认为话筒前怎么说，生活中就怎么做，播音员播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如果自己不受到教育和影响，那就打动不了听众，播音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63年，他曾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自觉向发生强烈地震的河北邢台灾区捐款100元；八十年代他为吉林台播录《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200元的播讲费全部捐赠给了省台幼儿园。他向来把困难留给自己，把便利、荣誉给了他人。革命战争年代因为条件艰苦播音设备落后，他便把话筒尽量推向女主播那一边；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主动要求组织给自己降一级工资拨给生活困难的同事；他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优秀播音教师，不仅希望自己活到老学到老，而且更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喜学生胜老师”；他把听众当成良师益友，尊重听众意见，每信必复；他善于自我反省，矫枉过正，把播音中的小失误上升到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加以认识。1948年一次播音中，把“中华民族”播成“中国人民”，把呼号XNCR播成XNMR，后来又把“周总理”读成“周总经理”，对此，他就自己的粗心大意不负责任进行了深刻检讨，认为“我们的电台是我党的喉舌，是服务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代表党中央发言，不容许有丝毫错误发生，即便一字之差，也是全党和人民的损失，影响我党的威信，对不起人民的。”[4](P27-28)同时他又不客气地指出了有的利用稿件卖弄声音、炫耀技巧、简单模仿、追求自我表现、轻视内涵等问题。
齐越研究专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姚喜双司长说：“齐越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一个酷爱播音事业，视播音为生命的播音员；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呕心沥血、教书育人的合格教师；一个严谨勤奋、一丝不苟、赤诚认真的革命者；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忠实的真正的共产党员。”[5](P198)
总之，齐越高尚的人格境界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无形的、高大的丰碑，当沧州师范学院建设齐越教育馆，以齐越播音历程和成就为主线，展现我国新闻播音发展历史的时候，赢得全国新闻播音界、语言文字界无一例外地赞誉欢呼，也无一例外地肯定齐越是个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能够担当得起这一殊荣的人。2015年11月，沧州师范学院“齐越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拉开了齐越研究的帷幕；2016年4月、7月、11月，教育部语用司牵头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以齐越播音思想艺术为主题的研讨会（教育部语用司“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暨京津冀语言文字事业协同发展研讨会、现当代中国新闻播音主持发展史暨齐越播音创作和播音教育思想研讨会、京津冀语言传播教育暨齐越精神研讨会），以及2016年11月14日齐越教育馆在沧州师范学院建成开馆，标志着齐越真正融入了历史发展进程，融入了人民广播事业，融入了他所热爱的广大百姓。
三、衔环结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继承与发扬
齐越一生集中下乡劳动锻炼有过两次，一次是1958年1月至1958年9月，他与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批干部下放到河北沧县姚官屯乡姜庄子村劳动；另一次是1964年10月至1965年6月随中央广播局“四清”工作团赴山西大建安参加“四清”工作。这就是开篇那个“齐越选择埋骨姜庄子和大建安，而非近取北京”疑问的起始。限于篇幅，本文只以姜庄子为例加以论述。
首先，姜庄子村民将他当成“自家人”。姜庄子村是我国北方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庄，距京城250多公里，那时地处偏僻荒凉，历史上没有出过豪门巨族、举人仕子，祖祖辈辈恪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训，顺天应时，耕种收获。这也便养成了这里淳朴实在、厚德明理、尚义好侠、乐善好施、热情好客的乡风民俗。1958年齐越下放来到这里，按照中央“三同”指示，下放干部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齐越的房东人称“发爷”的吴长发一家，没有单纯地把他当作下放干部过分的恭敬，而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亲人来对待。按规定他须向房东交10元左右的生活费和粮票，但在那计划经济年代有钱也难以买到东西。发爷一家吃又苦又涩的黄菜盘子（北方一种野菜），总是把净面饼子留给齐越。那个著名的“黄菜盘子和豆面饼子”的故事就发生在当时。村民们对他非常信任，家长里短、思想问题、外面的新鲜事、国家政策都愿意跟他说一说，他成了村里人的“参谋长”。朴实的房东一家和乡里乡亲们、温暖似一家人的真情实感、生产队劳动的苦累喜悦等都令他感动万分，难以割舍，似乎回到了遥远的童年时代给了他温暖与快乐的庞家佐村和河西村。
其次，齐越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名义上，齐越与当年所有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没什么不一样，实际上，他当时因同情被打成“右派”的同事万里而得罪了某领导，又加之他曾提出过用面对群众朗诵的办法来训练播音员的主张，被冠上了“出风头”“不务正业”“和演员争舞台”等等的罪名，险些被打成“右派”，后以“右派同情者”罪内定为“中右分子”。[3]（P137－138）但这对坦荡、正派、耿介的齐越而言却不以为然。在姜庄子村，他不惜气力，放下架子，撸起袖子，挽起裤腿，跟村民一起刨冰保墒、打井拉罐、耕地锄苗、挑水担粪，地头歇息时给村民编故事、说快板，业余时间办村广播站。他不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与村民共享劳动的快乐。2016年笔者曾到姜庄子采访“发爷”后代及当年老社员，如今这些七八十岁的古稀、耄耋老人忆起当年一些情景，夸赞一片：
“齐越，好人，我们都记得他！”
“齐越，那真是毛泽东思想啊，革命思想啊！生活嘛，吃嘛都行，那么大的官，一点也不挑，不在乎。”
“他在俺们队上是劳模，下洼，干活，戴着小毡帽头，嗬，可精神了！社员们干嘛他就干嘛，扛着小铁
锨，锄苗，刨玉米，拉豁子，拉耧，都干。能吃苦，能耐劳，看不出是个下乡干部，和农村人一样。”
“刚来时不会开苗，就学，虚心地学。挑水时，嗬，把扁担往肩上一挑，就干，够巧！”
“那时齐越吃喝住都在吴长发老头家，咱家吃嘛就跟着吃嘛，那时哪有吃好的，吴长发有时给他做点好吃的，他还不舍得吃，走时都不愿意走。”
“经常乐呵呵地，口袋里装着个小收音机，爱听古董事，顶死埋在姜庄子。”
“他们下放，跟社员们吃一片打一片，来姜庄子吃这么大的苦。齐越是上面有名的官，但他不当自己是官，若当自己是官，就不会跟社员吃穿一样了。你是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
这就是百性记忆中的齐越，人民的著名播音员，人民就这样记住了他。特殊的年代，艰苦的条件，诸多困难，他没有牢骚，俯下身子，与人民百姓同甘共苦。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6]
齐越就是一个在人民百姓中间、在厚实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正因这样，即使他回到了北京，仍然没有中断与姜庄子的联系。乡亲们也时常给他捎去家乡新鲜的玉米、豆面、蔬菜，给他邮寄新年贺卡；当他得知老房东的小儿子吴德青患了癌症，他特意让人从西藏寄来名贵的藏红花药；晚年疾病中仍惦记那片养育了他的土地和善良朴实的村民，他的那篇短文《黄菜盘子和绿豆面饼子》真切地表达他了思念与感激：
“我多么想回姜庄子看看，实现我30多年的夙愿啊。然而病魔缠身，行动不便，我只有在梦中回到姜庄子去看望日夜思念的乡亲们了。”[7]
衔环结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生前留下遗愿：
“生前没能报答沧县姜庄子父老的恩情，死后愿化作肥料，撒在我深深眷恋的土地上，栽活一棵树，为沧州大地添一点绿色。”[3](P339)
1993年11月7日，人民的儿子齐越走完了他坚实而华彩的一生。五台山山谷回响着他那气势磅礴、坚定豪迈、爱憎分明、准确生动的永不消逝的声音；姜庄子村父老乡亲精心为他挑选了那块明堂开阔、象征着“丹凤朝阳”“孔雀开屏”的果树园地安葬了他的骨灰，让他永远吸吮着山川沃土的乳浆，融入他挚爱的土地和人民。
他来自人民，回归了人民！
四、结语
“终极价值”的确是个不小的、深奥的哲学命题，它探讨的是人类文明对宇宙如何形成、物质存在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以及人为什么活着等世界和人生根本意义价值的观念。本文对这一形而上的命题不作深入探究，齐越自己也并没有做过如此高深的哲学思考，如果一定要用这样的命题去讨论他，那么：
他首先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真实的人，当成一个普通的播音员，当成一个为党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宣传员，这是一个忠实的儿子写在日记里的默默誓言：“共产党员把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要乘风破浪，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我们。”[8](P284)
如果说他对生命的意义有所思考，那就是他对学生的期望也是内心的自白：“一个人活着，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要有海燕的精神，不屈不挠，不畏惧困难，向着一个目标勇往直前。这样才能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不虚度一生。”[8](P222)
如果从源自我国文明传统的“修德人间”观念出发，齐越播音人生终极价值所呈现的，那就是两个朴素的字：心安——
齐越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个俄文翻译家，尤其在五十年代中苏关系较为友好的形势下，做俄文翻译是非常吃香的职业，他西北大学俄文系的同学大都去搞了专业。然而他为了党和人民的播音事业而毅然放弃了自己所钟爱的当翻译家的理想。“小我”服从了“大我”，为此他心安；
开国大典直播，他和丁一岚站在天安门城楼七个多小时，迎着新中国第一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激情饱满地向全中国、全世界直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况，铸成他播音生涯的又一个高峰，谱写了新中国播音事业的华彩乐章，载入史册，为此他心安；
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多次婉拒各地电台、听众、慕名求教者等馈赠的讲课费、播讲费、纪念品等，齐越教育馆内实景复原的他生前故居简朴的陈设，以及故居墙上粘贴的“谢绝赠礼”等32字《家庭公约》，清晰地标示着他一生清正廉洁，本色不改，为此他心安；
他呕心沥血，育才哺英，所带四个研究生娄玉舟成为中央电视台著名编辑，敬一丹成为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付程成为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学院副院长、教授，姚喜双成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教授的一届届本科生、培训的各地广播电台播音员也在全国新闻播音领域发挥着主力作用。桃李天下，薪火相传，为此他心安；
他塑造的志愿军战士、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铁人王进喜、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袖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他播讲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梅岭三章》《巍巍昆仑》等名篇佳作赢得亿万听众的喜爱尊敬，为此他心安。
齐越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吹嘘张扬，为人谦逊低调。齐虹说，如果父亲知道身后有人给他做纪念馆、做塑像，他是决不会同意的。而齐越教育馆的建成又的确矗立起了齐越这座新的丰碑。这里已成为我国新闻播音界及社会各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成为京津冀语言文字教育传播基地，成为播音主持艺术教育研究中心。设若齐越身后有知，他的精神和业绩仍能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事业发挥巨大作用，教育子孙后代，教育干部党员，不仅肥了一片田，育了一株绿，而且福及沧州大地，回报全国人民，那么，他一定会含笑点头的。
在今天，不管社会形势如何改变，社会组织有何变化，齐越，这样的人，这样的艺术家，这样的共产党员，这样的革命家，这样的精神信仰，这样的铮铮铁骨，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厚土埋忠骨，百年报亲情；遗风余泽处，人民颂英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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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齐越，杨沙林.情系七彩人生[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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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尤书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