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文论思想采撷
赵丽娜
（长春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钱钟书的文论思想是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他突破了学科的藩篱，打通古今，汇通中西，以一种宽广的视野，将多种文学现象融会贯通，并结合自己个性化的审美经验和创作感受，探本溯源，寻求跨文化跨地域的共同规律。他的文论思想散见在不同的篇章里，这些“碎片”式的文论思想可以概括为文学发展论、文学本体论和文学创作论三方面。
关键词：钱钟书；文论思想；文学发展论；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被誉为“文化昆仑”。纵观我国思想、文化及学术界，“五四”以来，既学贯中西，又博古通今的学者凤毛麟角，鲁迅和陈寅恪位列其中，钱钟书也算一位。
他博学多才，通晓数国外语，在古汉语方面造诣尤深。与同时代其他大师相比，钱钟书的著论从数量上看虽不算“著作等身”，但不论在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上，都被视为中国文学界的高峰。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1]
从钱钟书的求学与研究经历来看，步入清华校园之后的十年求学生涯是他学术思想的积淀与形成期。在外文系读书期间，他曾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为此，他终日苦读，潜心于文学研究，对哲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有了较深的体悟，逐渐形成了开放的思维体系，这对其后来学术思想的开放性和跨越性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1939年清华任教开始，他将毕生精力都致力于中西文学与不同学科的融通贯穿。在英国留学时，他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并将其灵活运用在了自己的批评观之中，不论是他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谈中国旧诗》，还是《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亦或是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都可看出钱氏批评观之雏形。归国工作后，他的思想益发成熟练达，并将“打通中外”的理论付诸实践。归国后的钱钟书进入多产的时期，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发表了《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和极具影响力的《围城》； 在文学批评领域，他出版了《宋诗选注》、《旧文四篇》、《谈艺录》、《管锥编》、《也是集》以及《七缀集》等著作，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传统加以突破，重建了文学理论的体系。因其在文学和文学批评领域的巨大成就，后来学者将其学说冠以“钱学”之名。
作为文学批评家，钱钟书的文论思想散见各篇，概括起来殊非易事。有人曾指摘钱钟书无思想、无体系、无范式，对此，他在《读〈拉奥孔〉》中回应：“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2]这表明了钱钟书的写作态度：他推崇用“零星随感”的“碎片”模式来记录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拘泥于理论概念、不受限于条框格式和所谓体系。大体说来，我们可以将他散见在不同篇章的文论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文学发展论、文学本体论和文学创作论。
一、文学发展论
“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3]。此语见于钱钟书先生的一封信中，他借此表明自己的学术追求：站在文明最高点上俯瞰一切、并将它们在最高的精神层面融会贯通。这便是贯穿钱钟书整个学术生涯的文学发展观——“打通”论。
早在青年时，钱钟书就在心中埋下“中西文化观”的种子，青年时期的两篇文章——《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和《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已较为成熟地暗示了他打通中西的文学研究观。弟子张隆溪曾在文中举例说明此观点：“钱钟书在《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中辨析《神曲天堂篇》第八章是如何受中国文化影响时，十分自如地运用了中英著述、历史事实、文学作品、游记等资料，使文章颇具说服性、感染力和可读性”[4]。钱钟书在留洋期间，直接接触到欧洲哲学之精髓，却没有盲目追崇西方理论，而是践行了“西体中用”的原则，将西方哲学吸收后灵活地应用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之中，加以解释和支撑，客观上丰富了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
钱钟书的文字，不求条贯刻板与高深莫测，而是在论说中旁征博引、涉古论今。许多艰深的理论借助于修辞，在他笔下灿然生辉。他曾探讨音乐、绘画、雕塑、书法与文学的亲源关系，研究它们在表现手法上的异同，也曾表达欲将文学与哲学、心理学、历史、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语言、道德、政治、宗教、神话、神秘主义等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跨越国界和时代，贯通融合。这样的文化自觉和远见卓识，正是其打通论的基础。
钱钟书的“打通”不仅是知识内容上的中外打通，也不囿于本国内的古今打通和各个文学类别的打通，更有文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上的打通，还有语言、写作和文论上的打通，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的打通等等。他打破了中外文化之间的阻碍，冲破了各个学科牢笼的屏障，在每个维度上都能从容自如地穿行。在给弟子张隆溪的信中，他将自己的文学批评方法总结为“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缚，敢于独立思考，取各派之精华”。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重通融、天地人相合的美学思想和人文传统，钱钟书立足并超越了这一传统，突破了时间和距离的束缚，在今日重现历史长河中的人文精神，将整个人类从精神上连为一体，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进行了重构。“西体中用”的文学批评原则贯穿在他著作的始终，《谈艺录》就是利用西方哲学思想、批评方法对我国古代文学进行重新认识而形成的一部书，而《七缀集》中的多篇小文也是将中西方的各种文化进行了灵活的打通比较。
具体而言，钱钟书先生的“打通”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跳出文字层面，并不拘泥于字句上的同一性和内容上的相似性，转而注重形而上的打通。他将视野放在了全人类的精神文化观念上，从而寻求到了一种更大、更广泛的心理认同。各个民族在文明上的心理共通点成就了钱钟书的“打通”论，正如他所强调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邻壁之光，堪借照焉”[5]，是人类共同的心理本源让“理以一贯”的宏远蓝图得以实现。
钱钟书对世人把他的学术研究列入比较文学范畴颇有些微词，究其思路，他更多考虑的是人这一族类的文化共同性规律和对此考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他将视野放在了全人类的精神文化观念上，从而寻求到了一种更大、更广泛的心理认同。因此，他的学术研究宗旨是从人这一族类整体出发，求索人类总体的文化规律，即“人共此心，心均此理”[6],而非滞留于所谓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比较上。 所以，在方法论上，他侧重于东海西海、南学北学之间的“求同”，即：无论是东学西学或南学北学，无论是名法道德、致知造艺，这些由知情意而生发的诸类学科，或是关于哲学本源的天人问题的终极追寻，都有着统一的心理与规律。 因此，他在方法论上，侧重于综合，而不着力于分析；在写作风格上，揉和多于辩析。
《通感》一文中，钱钟书让西方的通感理论与中国的通感实例相结合，恰当地补充了古代文论观的空缺。在他看来，诗与画同为艺术，既有“共同性”，又各具“特殊性”，两者在性能和领域上的异同，是美学上的重要理论问题。
其次，钱钟书尊重不同民族迥异文化之间的差异。为了抓住这种差异，他将它们置于同一平台进行交流，使之形成对话关系，最终寻求到了动态的、生命上的关联和统一,钱钟书的“对话观”便由此产生，它同样是钱钟书“打通”论的一种体现。
钱钟书认为，各国文学，无论在发展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特色，亦有共性[7]。求同存异，“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他不仅超越了比较文学阶段，而且也超越了今天所盛行的关于“东方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的论争问题。他充满了自信与自尊，不屑于去争论所谓东学、西学的孰高孰低问题，而是一开始就站在同一高度上，进行平等的考察，进行综合的归纳。和而不同、互相尊重、各取所长的文化观，使钱钟书的研究更包容、更宏阔、更高远。
在本民族文化中，钱钟书同样搭建了对话和互动的平台。比如他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将诗画作以比较，指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作为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诗和画在承载媒介、美学功能、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意韵上都追求“意周”而“笔不周”的审美境界，体现出创作机理上的相通性。
钱钟书主张客观地借鉴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而不是盲目地固守“狭隘民族主义”，他在《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中曾表达，为充实审美经验，既要走出国门，又要回归自身；在文学研究中，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拒绝接受西方文明。尊重不同的接受原则，互相借鉴、“互相照明”[8]，这样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先进性及指导意义。
再次，“循环阐释论”是钱钟书阐释文本的重要方法论。钱钟书留学时，正是西方哲学阐释学初起之时，钱钟书亦深受其影响。他在批评、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孟子、王安石、乾嘉朴学等诠释方法后，又结合了西方现代解释学与辩证法、修辞学、哲学等理论体系，完善了自己的阐释方法。
钱钟书对于“整体”、“圆满”等概念十分推崇，如《谈艺录·说圆》中所赞：“形之浑简完备者，莫过于圆”。视野之浑圆完备，辅以严密流畅的思辨语言，使得钱钟书在批评文章时，呈现出了一种连续回环、交互往复的行文之美，他将辩证法与“圆形打通”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只有“打通”才可不受限于某种框架的拘束，只有“打通”，才能焕发生机。 但也正因为有“打通”，才容易混淆。不过，钱钟书的辩证法，却可让他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分辨事物之间的是非与异同，做到内外明辨、事理悠通。这是一种超越了文字与文本的，从部分至整体的多层交互的大循环：从文章的细节字句，到俯瞰文章的整体，到作家的个人论著风格，甚至再到整个时代的大体风尚。 解释学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关于基本释义与文本理解的主次之争，解释部分与诠释整体的先后之争，钱钟书将这几者完美打通，形成了动态循环的结构，突破了以往思路上的壁垒，增强了循环解释系统的开放性。
值得一提的是，阐释离不开语言和文字，这同样引起了钱钟书的关注。中国自古便将训诂学与阐释学紧密相连，作为“循环阐释学”的开端，字法论是钱钟书一生都在亲历实践的文论观。他在创作时十分考究自己的遣词、造句，同样地，在文学研究中，他占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探究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字和表达方式。 但与训诂学的探讨不同，钱先生并不是将注意力放在字形、字音、字义之上，而是对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深广的文化内容颇为注重。他强调“指异而旨无异焉”，要通过字面含义去挖掘和剖析语言背后的深层奥义，这是一种将文字与时代、文化、民族交流融合的衔接和打通。
“打通”使钱钟书得以把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当作自己的阐释对象，在学科上打通文史哲，在地域上打通中西方。文史哲的打通，使钱钟书的著论具备了部分专治一学的学者所不具有的思路和眼界；中西方的打通，凸显出隐藏于中西不同文化背后的人类共通的审美心理和文化规律。可以说，“打通”论是钱钟书最杰出的学术贡献。
“打通”的学术观念不仅出现在钱先生的文学批评中，更是自如徜徉在他的创作里。他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围城》与《谈艺录》的撰写时间恰好重合，因而，在《谈艺录》中讨论的许多思想观点都在《围城》中得以实践。钱先生在《围城》中大量引经据典，为了让这些死板的中外典故在小说中活灵活现，采用了讽刺、调侃的语气和比喻、象征的手法。这种写作方式完美地营造出了小说的幽默氛围，又深化了哲理性和深刻性，使作品的可读性大大提升。
二、文学本体论
文学的本源是什么？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这是每一位文学批评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钱钟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曾表达：文学“外则人事”，“内则心事”，“只须移情动魄”，既言“是非”，也关乎“美丑”，是“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合而为一”。在他看来，文学是复杂的，衡量文学的标准是感人且具有美感。
在这篇文章中，钱钟书还明确地提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体制悬殊”。 他强调“以文为本”，而非以社会内容为本，也非侧重史实和文学评论。他的文艺观具有本体论的倾向——非常重视“文本”，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这一点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的影响。但他的观点和研究实践又超越了这些理论，他认为注重形式和语言的同时还要看重内容。他不拘泥于字面的含义，而是看重字后的内涵。他将字后的意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他的“论易之三名”，便是将具体的修辞现象升华到哲学的思考。他强调文学是一个整体，追求文学的语言、形式与背后的内在精神要达到高度的、辩证的统一，这在文学内容与形式不容兼得的中国近代文学批评观当中，颇具开创意义。
在作品论述中，钱钟书鲜有针对作品、作者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作家性格、境遇等角度进行的阐释，反而更多的是直接针对文学本身以及前人的具体理论进行艺术批评。他反对只注重概念而忽视作品本身的批评理念，《管锥编》即是从具体的现象出发，不谈理论，将理论寓于现象之中，其中引用的西方学者和作家的著作达一千七百余种，堪称化体为用的鸿篇巨制。
此外，从《宋诗选注》的诗篇选取上也同样可一窥钱钟书的文学本体论。他将宋诗从艺术价值的角度重新作以评定，客观地将诗作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加以区分，在选诗上多选择具有现象代表性和体现真情实感的诗歌，放弃了艺术完整性较差的一些作品。虽然钱钟书尊重作家自身的心理状态，他认为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但这并不代表他仅重视文学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对于一部作品而言同样关键。他只是反对将时事背景与作者生平作为文学变化发展的唯一源头，也就是反对时代社会决定论。在他看来，时代、社会与文学三者之间，关系是复杂的。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再现，并不常是直接的，大多是迂回的，且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绝不能够简单化归因、处理。外部环境和作者的身世可以作为文学产生的重要原因，却不能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决定性因素，更不可作为文学批评的主要角度。
与西方文学本体论不同，钱钟书并不拘泥于某一部作品。他关注个体文本的形式特点，亦放眼宏观，对多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加以类比、归纳，探索中西方文学共有的文学特征、审美表现及发展规律。这种文学观点一反同时期以政治背景、作者社会地位为主导的文学批评理论，具有前瞻性、超越性和正确的引导性。
三、文学创作论
作为一位创作不多却影响深远的作家来说，钱钟书的创作论也值得后人玩味。他对文学创作的目的，创作中文学与情感的相互关系，创作的主体、创作的过程、内容和借鉴等都有详细的论述。
对于作者，钱钟书认为，作为一个复杂的精神活动主体，不仅应具备歌德、叔本华所说的“天才”的要素——敏捷、颖慧的感悟力和直觉，还需要学习既往的人类知识。他赞同文学是社会生活与生命体验的反映，因此认为除先天禀赋和后天积累之外，创作主体还应具备浓郁的生命感怀和丰沛的情感蕴积[9]。这些观念，对我们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思考文学本质，挖掘文本审美意蕴，厘清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钱钟书认为抒发感情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因，创作要以情动人。至于实现的途径，他指出，作者要通过“移情”来打动读者。他认为移情并非照搬情感。在创作中，作家需要设身处地，将自己当作作品中的人物，体味他们的生活百态，感受他们的嬉笑怒骂，在作品中，应通过艺术手法，将切身感受转化为笔下的艺术形式，完美地展现出来。对于文艺作品的语言，他认为言是不能“尽意”的。情感是复杂的，而语言却是简陋的。但正因为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使得语言有了朦胧的美感，所谓“意境”、“神韵”之美也正是出于此。
从某种程度上说，钱锺书摒弃了欧美新批评派所秉持的以文本结构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理论，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他又重新确认了文学创作中“心手相乖”的矛盾。他曾引述新批评派的观点，尝试去阐释陆机《文赋》中“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一句里 “意”、“物”与“文”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意”、“物”与“文”并不能在同一部作品当中得以全部实现，艺术难以完全表达作者的意图，作者心中所想与文章最后呈现出来的往往不能契合，心手相乖的矛盾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和永恒规律[10]。钱钟书从未否认三方任意一方的重要意义，只希望艺术家通过自身努力，将三者完美融合。
除以上几点，钱钟书还将喻象论等理论灵活运用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和创作之中，在语言上注重谐趣、在字法上精于考究始终是他的一贯风格。钱钟书不论是对自己作品的语言运用，还是对他人作品的语言批评，都能做到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在创作和著述中，他在用词上讲求精炼和准确，用句上讲究韵律和节奏，作品中大量骈句的使用使得文章简洁精炼、节奏明快，便于展示逻辑思辨，《管锥编》即为一例。再者，虽然钱钟书作品多为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却不失趣味和可读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他将性格中的幽默风趣延伸到了作品的字里行间，二是其巧妙运用比喻和象征使作品妙趣横生。 比如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就鲜明展现了钱老对语言把玩的熟练技巧，“陌生化”的语言配以诙谐幽默的风格，让小说意蕴丰富而不失单调。
钱钟书在古今中外文论思想的整合中所追寻的，是力争达到跨时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这种沟通与对话，其实就是融会贯通不同文化的文学经验，以此来面对和解决人类在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以及文学作品方面遭遇的共性问题。在这样的广泛的对比和诠释中，他沟通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思想，取二者之所长，通过平等对话，实现了深层整合。这种变通和取舍，是对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界“固守本土”或“一味媚外”两种倾向的全面突破，更是对千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观的一种补充、重构和发扬，也为参与世界诗学的对话和建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种探索，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焕发出独特的价值，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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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of Qian Zhongshu's literary theory
ZHAO Li-na
(College of arts, Changchu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2, China )
Abstract: Qian Zhongshu's literary theory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llision and ble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20th century. He broke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discipline, and with a broad vision, he integrated all kinds of literature phenomena. In addition, he combined these phenomena with his own aesthetic and creative experience to trace to the source and to seek common literary law of cross - culture cross reg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ick these decentralized "sporadic impression" in order to summarize Qian Zhongshu's "fragments" literary theory of literature into three aspects—Literature development theory, the literary ontology and literary creation theory, and to comb and analyze.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Thought of literary theory; Literature development theory; The literary ontology; Literary creation theory
基金项目：吉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网络文艺学研究”（2019JB906W05）
作者简介：赵丽娜(1982- )，女，吉林舒兰人，长春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美学、母语高等教育。
[责任编辑：罗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