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及其实践意义
孙月红，张 涛
（喀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摘 要：近代以来工业发展所引起的生态问题，不仅造成经济增长缓慢而且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生活，促进生态问题的解决以及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需要运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行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过长期的探索研究，详细论述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及方向，并形成了科学的生态思想。运用马克思生态思想并联系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可以寻找出现阶段环境问题的背后成因及解决路径，从而不断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与健康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观；形成；实践
自然科学的发展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思想上的错误却将这种能力转化为破坏力损害着生态环境，尤其是在“主客二分论”与机械自然观的影响下，自然被视作可以任意改造的机器而遭受掠夺与污染。马克思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角度出发，在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发现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以及科学技术在改善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
一、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背景
（一）工业发展，生态破坏
首先，在17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展开了进攻，同腐朽思想一起被否定的是伦理道德上的约束，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起被确立起来的是人们对金钱赤裸裸的追求。在人文主义思想持久影响下，人们挣脱了封建伦理束缚，摒弃了对天堂的幻想而追求世俗的享乐与现实的幸福生活，资本主义文化虽然在抨击封建教会的伪善腐朽中起着积极作用，但由于对世俗享乐的过度吹捧，导致人们过度沉溺于物欲的追求，自然万物仅仅被看作是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动物被肆意屠杀来获取它们的皮毛与牙齿供人类享乐。
其次，工业革命后，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机械化大生产造成的环境问题波及整个地球生态圈。为获取更多生产资料，人类开始大规模征服自然，子弹降服了猛兽，炸弹夷平了高山。资本家为了减少生产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将工业废弃物不经处理地排放到自然中，造成河流与大气污染进而诱发各种工业病。森林的减少以及持续不断的能源燃烧释放着大量温室气体造成了地球气温不断上升，致使极地冰川融化全球变暖，间接促使昆虫的繁殖能力增强威胁全球粮食生产安全。同时，工业废气的排放导致臭氧层破坏，使人类遭受更多紫外线照射而导致皮肤疾病的发生率升高，在工业革命后的短短几十年间，不合理的开采及过度捕捞等造成动物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减，最终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地球生态逐渐失衡。
（二）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发展
首先，“我思故我在”凝结了“心物二元论”思想。笛卡尔认为，人是由“心灵”和“肉体”两部分构成的，“心灵”与“肉体”相照应，“思维”论证着“存在”，“我”则作为“思维”与“存在”的连接，要证明“我”的存在，就需要用思索着的“我”来质疑物质形体的“我”。然而笛卡尔对“我思”的态度肯定中包含着否定，他肯定了“我思”的过程而对“我思”的内容感到疑惑，他无法确定“我思”的内容是否正确。在笛卡尔看来，唯有“上帝”才是确切可靠的，因为“上帝”是完满的。笛卡尔的“我思”否定了世间万物的存在与被认识的可能性，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无法确定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是否可以被正确认识，甚至于自身肉体的存在与否也是未知，唯有通过“上帝”这一绝对权威才能获得对世界万物的正确认识，“上帝”的存在使笛卡尔从“我思”的困境中得到解放，“笛卡尔此时就认为是上帝给了他思维，给了他这一完满的观念。”[1]
其次，“心物二元论”推动着主客二元论发展。主客二元论不仅起源早于心物二元论，而且其所包涵的思想内容也比较丰富：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就曾以人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尺，后来柏拉图、培根、康德等人都延续了这一思想。主客二元论既包含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主客关系，同时也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关系，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主客关系。笛卡尔认为世界的本原可以划分为“思维实体”与“物质实体”，“思维实体”的特性是思辩且能动的，“物质实体”的特性是广袤但被动的，人类与动物都属于“物质实体”范畴。但人类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存在“我思”，即在思索中证明自己的存在，人类既属于“思维实体”又属于“物质实体”，二者通过“身心交感”来实现融合，“为了说明灵魂与肉体交感，笛卡尔认为‘松果腺’是大脑最深的部分，也是灵魂的所在地。”[2]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进一步将有生命的动物“物化”，疏远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三）经典力学推动下的机械自然观发展
首先，人们以力的运动来解释自然现象。17世纪左右的欧洲正处于新兴资产阶级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及反抗封建压迫斗争不断高涨的时代，同时也是力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不断取得进步与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的时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欧洲的近代工业逐步萌芽发展起来，极大地推动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化，尤其是牛顿力学的发现促使人们以力的视角去审视世界。早期机械唯物主义代表人物霍布斯认为世界是由机器构成的，国家是人造的机器，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因果联系，他以简单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万物间复杂多变的作用形式，将人类复杂的情感解释为物体机械运动的结果。以下雨和打雷为例，雨点击打树叶使树叶产生变形，树叶的变形程度对空气产生大小不同的作用力，促使其以不同的波纹传入人体的听觉器官，进而在人的大脑里产生波幅不同的震动，而这些震动引起了神经的波动，进而使人产生不同的感觉。打雷对人体产生的作用同雨滴击打树叶的发生机制一样，但由于雷声对周边空气产生较强作用力，以至于这些声波引起人体神经器官较强的震动而产生负面情绪。此时的机械自然观虽然是不成型的，但反映出了近代科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的发展对人类自然观产生所起的深刻影响，而科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在机械思维的影响下对自然进行“孤立”“静态”的研究，因而导致这些认识始终处于“盲人摸象”式的不完整阶段。
其次，拉美特利将机械自然观推向极致。经历了启蒙运动以后，人们的思想逐渐获得了解放，开始从新的角度来解释世界，多元的文化背景为拉美特利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拉美特利关于“人是机器”的论述，除了受笛卡尔“心物二元论”与牛顿经典力学的影响外，也与其自身医学素养密切相关。拉美特利通过研习了大量解剖学与生理学材料得出，生命体感受知觉以及情感意识的产生依赖于生命体的存在，假使一个生物的脑部被毁坏时，他便失去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力，一个人的怯懦勇敢与其身体构造里的肝脏脾脏有着密切联系，如果他的肝脏静脉血管被堵塞，则他将由一个勇士转变成为一个懦夫。拉美特利从医学的角度阐释了两个道理：一是人体意识与情感的产生是依赖于人体这个物质结构，失去这个结构所有的意识与情感将不复存在；二是人体情感与意识的产生是人体器官运动作用的结果，器官的改变也将对情感产生影响，正如他所举的勇敢者与懦夫的例子，二者之间的转化取决于肝脏是否能够正常运行。
二、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没有专门的著作对自然进行论述，他对自然的看法包含在对世界及其运行规律的探索之中。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梳理发现，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除了对古代朴素自然观与近代机械自然观进行批判地继承外，还有两个主要的来源：一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批判吸收，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探索。
（一）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自然观的批判继承
黑格尔在其所著的《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中都回答过类似于“什么是自然”以及“自然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黑格尔认为“直观着的理念就是自然，自然是被设定的东西，自然是他在形式的理念，是理念在自己外的存在”[3]。黑格尔的自然观是一种脱离了真实世界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包含在其对“绝对精神”的论述之中，黑格尔没有探索推动社会更迭的内在因素而沉迷于自我意识的空想中，未能正视人类改造客观自然的实践活动而执念于自我意识的否定与肯定的逻辑游戏中。但黑格尔自然观或者说他所坚持的“绝对精神”存在合理之处，即在他的思想深处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同时黑格尔对“外化”“主体”“整体”“否定”等观点的论述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提供了理论素材。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理论的合理部分，对其辩证思维进行了吸收：其一，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的外化说，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人类是大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与自然共同构成了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对自然界的探索应该从人与自然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关系开始。其二，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真实客观的存在，人类与自然之间所产生的物质交换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同样是客观的存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各种错综复杂关系构成了这种存在的基础，二者都是客观存在并通过交往来实现发展，并非黑格尔所说的通过“否定之否定”规律来实现发展。黑格尔的自然观是建立在其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其在关于自然的论述上带有明显的客观唯心色彩，马克思在科学分析与批判黑格尔哲学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自然的看法，即一种以人与自然互相作用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二）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扬弃
“感性”与“直观”是费尔巴哈哲学特征，其自然观也保留着感性、直观的印记。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物本身不具备逻辑推理要素，是现实的与感性的存在，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前提是建立在对自然正确把握上，“自然的活动是第一位的，意识活动第二位，自然活动优先于意识和意志的活动。”[4]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认识具备直接的现实性，而理性的认识则是一种中介，依靠凭空的思维无法达到对事物的认识，自然物在人的大脑中形成色、形、味以及硬度等知觉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是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的超越，但费尔巴哈却停步不前，自然界在他的世界里能对人产生的作用也止步于此，费尔巴哈所定义的人是自然的、孤立的人，他并没能将人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因而无法看到人与自然界之间不仅存在感性认识，同时也存在着感性地互动活动，忽视了隐藏在人类交往交流背后的社会关系总和，即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虽然费尔巴哈的自然观是不完整的，却为后来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承认自然先于人类存在的基本前提下，更加肯定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作用影响，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促进了人的属性从“自然”向“社会”转变，而与人不断发生关系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原始的自然”，成为一个不断被人类“改造的自然”，在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提升的推动下，自然的这种天然性逐步减少而“人化”色彩逐步增强。
（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入研究
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对传统自然观的批判与吸收，另一方面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入考察，尤其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的深刻批判促进了马克思自然观向纵深发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现了马克思自然观的逐步形成与发展过程，而作为其中后期重要著作的《资本论》则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确实用很大篇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揭露与批判，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科学设想却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一种更具体更深入的方式表现其中的生态思想，这种思想有待于我们深入挖掘研究。”[5]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资本论》向我们展示了在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剩余价值的产生、积累以及分配问题，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以及在其作用下而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社会基本矛盾；在生态学视角下，《资本论》向我们展示了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之中，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制约、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交换以及资本增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科技发展的负效应等问题，提出了树立正确价值观与绿色发展理念以及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设想。
三、马克思自然观的实践意义
（一）肯定了实践的能动性
首先，“在马克思眼中，人对自然的依赖是一个无法超越的事实”[6]，无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亲疏，人类与自然界始终是天然的整体不可分割，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自然界的物质供应，二者之间的物质交换为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其次，马克思认为人类实践活动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发展。“马克思在坚持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积极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7]，马克思通过将人类“蹩脚”建筑师与蜘蛛、蜜蜂等杰出的“建筑师”进行比较，指出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具有劳动实践能力并进一步阐明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性。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持续性地对自然界产生作用，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而社会的进步发展也反过来证明着人类劳动实践能力的提高。这一点可以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历程得到印证，人类成长初期使用的是石制工具，随着劳动能力的提高，人类开始使用青铜铁器，直到近代以来出现的汽车、导弹、卫星与计算机等，无一不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界改造能力的提升。马克思虽然肯定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但也指出了自然对人类的限制，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有限的身体构造本身就是对生产能力的一种限制，而煤炭、石油等有限的自然资源制约着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程度与范围，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应该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二）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的影响
首先，马克思揭露了资本的逐利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不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人，更是人格化的资本，其作为人的全面发展属性被追求资本增值的单一属性所替代，其存在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的增长。资本家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是其主观意识下的行为，但更主要的是受到资本逐利性的推动而无法停止，在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过程中，身处激烈竞争中的资本家不得不持续发展自身以避免被其他资本所吞并。承担交换任务的货币在完成交易行为以后就退出了流通领域，而作为资本的货币，始终流通在各个行业里并不断使自身壮大，工人有轮班休息，机器也有停止运转的间歇期，但资本却一直行进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资本的流动推动着社会机器运转，促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断发生着物质交换，从而对自然界产生着持续影响。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破坏性。第一，造成资源枯竭。机械化大生产虽然在解放生产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严重破坏。在工业生产方面，蒸汽机与内燃机的普及应用，推动了钢铁、交通、煤炭等部门的迅速发展，而这些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建立在能源消耗的基础上的，因而导致地下矿产资源被大量开采以及地表植被遭受破坏；在农业生产方面，为缩短动植物生长周期，大量化肥饲料被应用于动物养殖与农作物生产，在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同时损害着动物的健康。第二，导致环境污染。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大部分工厂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之中，不仅污染了大气造成烟雾事件频发，同时污染了水源和土壤，导致陆生植物与水生生物体内的重金属聚集，如后来日本水俣湾发生的慢性甲基汞中毒就是含有汞分子的废水未经处理即被排放到海里，导致甲基汞在鱼虾体内聚集，被人和动物食用后造成肢体畸形甚至死亡。第三，环保产业发展受阻。由于资本的逐利性，追求利润是其最高目标，资本只会流向短期内能带来大量收益的行业，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以及地球生态的恶化并不在其考虑范围内，对于资本家来说，只有能为其带来利润回报的项目才值得投资，治理环境所带来的收益与牺牲环境而获得的利润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周期过长且收益较小的环保事业无法吸引更多资本的流入。以家具制造业为例，砍伐一片森林做成家具出售可以获得丰厚利润，而栽下一片小树林直至发展成森林则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这部分资本就必须退出流通领域转为固定资产，这一点是资本家们所无法容忍的，而且在类似这种需要长期投资的项目中，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等无法预知的因素，进一步阻碍了资本家投资生态治理的脚步。第四，降低生产成本，损害工人身心健康。对于资本家来说，盈利是其根本目的，克扣工资与提供劣质食物可以减少开支，使用机器能够增加收益，因而在资本家工厂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食物供应不足且质量较差，导致工人群体免疫力下降以及工人子女因营养不良造成的身高偏低。除此之外，工人因恶劣的工作环境而患上传染病、放射病等不胜枚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劳动力的健康为代价，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红利被资本家攫取，而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是要民众承担。
（三）发展科学技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人类通过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与排泄，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自然界的循环系统，人类产生的大量排泄物不仅污染了地球整体的生态环境，而且压缩了其他生物的生存范围，所以对排泄物的再循环利用则成了一个提高利润又保护环境的双赢选择。在《资本论》的第三卷第一篇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科技在废弃物的减量排放与循环利用上的重要作用。
首先，通过科技的优化来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马克思认为要节约不变资本，就需要减少原材料的浪费与机器运行的耗损，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工艺技术的加工以及对生产机器的改良来实现，比如就炼铁工业来说，焦炭燃烧不充分不仅造成高耗能高污染，而且造成炉渣增多料柱透气性变差进而缩短高炉使用年限，通过煤粉喷吹技术以及精料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仅显著提高了高炉热风温度，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而且同时降低了对燃料的消耗，成像技术与铁酸钙相粘结理论的运用，对降低不变资本以及提高生产效率起着重要作用。在炼钢行业里，转炉炼钢对铁水的消耗比较大，通过采用双流氧枪、转炉底部喷吹、顶部加煤底部搅拌等的技术运用，大大减少了铁水的消耗与废弃物排放。
其次，通过对废弃物的再次循环利用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如果能将上一环节生产的废弃物转变为下一环节的原材料则可以大大减少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水泥窖协同处置技术的运用就是将废弃的塑料制品、动植物加工业的边角料以及被污染的土壤等，添加到水泥熟料的生产过程中，不仅使这些废弃物得到充分利用，而且由于水泥窖的高温环境，使得二噁英等有毒气体得到充分燃烧不至于污染大气。通过推动节约型经济与循环型经济的发展，使地球的生态资源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四）明确生态解放路径
“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共存，从而使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正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8]。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包含着人的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两方面，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实践活动的深入，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逐步由和谐走向对立，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这种对立关系进一步发展走向异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反生态性质，“资本凭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庇护，夺得对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统治权，操纵和掌控着资本主义社会”[9]，资本对利润的极致追求，一方面导致了持续性的资源减少与生态破坏，另一方面致使工人的身体健康不断遭到损害。只有将人类从异化扭曲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彻底地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解放，“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创建共产主义公有制，是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的制度基础，也是最根本的前提”[10]。此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的自由发展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在终结了资产阶级统治以后人的情感、能力等内在特质的自由发挥：即人类不再为了获取更多私有财产而对自然进行掠夺，公有制下的一切财富为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人类可以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尽情地合理地改造自然，而不再被机器束缚着不自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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